在《零八憲章》的廣告牌下，嚴復大紅龍對孫文大紅龍說，“我國民知識尚卑，即有所改革、害之除於甲，將見於乙，泯之於丙者，將發之於丁。必須先從教育著手，方能逐漸更新。”；孫文大紅龍說，“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？君為思想家，吾乃執行家也。”於是，孫文大紅龍宣讀了《敬告同鄉、論革命與保皇之分野書》，“同鄉列公足下：向者公等以為革命保皇二事，名異而實同，謂保皇者不過借名以行革命，此實誤也。天下事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。夫常人置產立業，其約章契券，猶不能假他人之名，況以康、梁之智，而謀軍國大事，民族前途，豈有故為名實不符，而犯先聖之遺訓者乎？其創立保皇會者，所以報知己也。夫康、梁一以進士，一以舉人，而蒙清載湉特達之知，非常之寵，千古君臣知遇之隆，未有若此者也。百日維新，言聽計從，事雖不成，而康、梁從此大名已震動天下。此誰為之，孰令致之，非光緒之恩，曷克臻此？今二子之逋逃外國而倡保皇會也，其感恩圖報之未逞，豈尚有他哉？若果有如公等所信，實則革命，則康、梁者，尚得齒於人類乎？直禽獸不若也！故保皇無毫釐之假借，可無疑義矣。如其不信，則請讀康有為所著之《最近政見書》，此書乃康有為勸南北美洲華商不可行革命，不可談革命，不可思革命，只可死心踏地以圖保皇立憲，而延長滿洲人之國命，續長我漢人之身契。公等何不一察實情，而竟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；以己之欲，推人之欲；而誣妄康、梁一至於是耶？或曰：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，實明明出諸於梁啟超之口，是何謂誣？曰：然，然而不然也。梁之言果真真誠無偽耶？而何以梁之門人之有革命思想者，皆視梁為公敵為漢仇耶？梁為保皇會中之運動領袖，閱歷頗深，世情寢熟，目擊近日人心之趨向，風潮之急激，毅力不足，不覺為革命之氣所動盪，偶爾失其初心，背其宗旨。其在《新民業報》之忽言革命，忽言破壞，忽言愛同種之過於恩人光緒，忽言愛真理之過於其師康有為者，是猶乎病人之偶發囈語耳，非真有反清歸漢，去暗投明之實心也。何以知其然哉？夫康、梁同一鼻孔出氣者也。康既刻心臣服以表白其保皇之非偽，而梁未與之決絕，未與之分離，則所言革命，焉得有真乎？夫革命與保皇，理不相容，勢不兩立，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說，首鼠兩端，其所言革命屬真，則保皇之說必偽；而其所言保皇屬真，則革命之說亦偽。又如本埠保皇報之副主筆陳某者，康趨亦趨，康步亦步，既當保皇報主筆，而又口談革命，身入洪門，其混亂是非，顛倒黑白如此，無怪公等向以之為耳目者混革命保皇而為一也，此不可不辨也。今幸有一據，可以證明彼雖口談革命，身入洪門，而實為保皇之中堅，漢族之奸細。彼口談革命者，欲籠絡革命志士也；彼身入洪門者，欲利用洪門之人也。自弟有革命演說之後，彼之詐偽，已無地可藏，圖窮而匕首見矣。若彼果真有革命之心，必聲應氣求，兩心相印，何致有攻擊不留餘地？始則於報上肆情誣謗，竭力訾毀，竟敢不顧報律，傷及名譽，若訟之公堂，彼必難逃國法。繼則大露其滿奴之本來面目，演說保皇立憲之旨，大張滿人之毒燄，而痛駡漢人之無資格，不當享有民權。夫滿洲以東北一遊牧之野番賤種，亦可享有皇帝之權；吾漢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種族，則民權尚不能享，此又何說？其尊外族抑同種之心，有如此其甚者，可見彼輩所言保皇，為真保皇；所言革命，為假革命，已彰明較著矣。由此觀之，革命保皇二事，決分兩途，如黑白之不能混淆，如東西之不能易位。革命者志在摧滿而興漢，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，事理相反，背道而馳，互相衝突，互相水火，非一日矣。如弟與任公私交雖密，一談政事，則儼然敵國，然各有志，不能相強。總之，劃清界線，不使混淆，吾人革命不說保皇，彼輩保皇何必偏稱革命？誠能如康有為之率直，明來反對，雖失身於異族，不愧為男子也。古今來忘本性，昧天良，去同族而事異種，舍忠義而為漢奸者，不可勝計，非獨康、梁已也。滿漢之間，忠奸之判，公等天良未昧，取捨從違，必能審定。如果以客帝為可保，其為萬劫不復之奴隸，則亦已矣。如冰山之難恃，滿漢之不容，二百六十年亡國之可恥，四萬萬漢族之可興，則宜大倡革命，毋惑保皇，庶漢族其有豸乎？書不盡意，餘詳演說筆記中，容出版當另行呈政。此致，即候大安不既。弟孫逸仙頓。”
接著，孫文大紅龍又宣讀了《駁保皇報書》，“陰曆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檀埠保皇報刊有‘敬告保皇會同志書’。此書出於該報主筆陳儀侃之手，而托他人之名，欲間接而駁仆日前之書也。書中所載，語無倫次，義相矛盾，可知作者于論理學（LOGIC），一無所知，於政治學（POLITICAL SCIEnCE）更懵然罔覺，所言事實，多有不符，牽強附會，本不欲推求詳辯；然其似是而非之理，最易惑人，故逐條駁之，以塞毒燄，而辟謬論。彼開口便曰愛國，試問其所愛之國為大清國乎？抑中華國乎？若所愛之國為大清國，則不當有「今則驅除異族，謂之光復」之一語，自其口出。若彼所愛之國為中華國，則不當以保皇為愛國之政策；蓋保異種而奴中華，非愛國也，實害國也。彼又曰中國爪分，在於旦夕，外人窺伺，乘間即發，各國指認之地，照會政府，不得讓與別人云云。曾亦知爪分之原因乎？政府無振作也，人民不發奮也。政府若有振作，則強橫如俄羅斯，殘異如土耳其，外人不敢側目也。人民若能發奮，則微小如巴拿馬，激烈如蘇威亞，列強向之承認也。蓋今日國際，惟有努力強權，不講道德仁義也。滿清政府，今日已矣，要害之區盡失，發詳之地已亡，浸而日削百里，月失數城，終歸於盡而已。尚有一線生機之可望者，惟人民之發奮耳。若人心日醒，發奮為雄，大舉革命，一起而倒此殘腐將死之滿清政府，則列國方欲敬我之不暇，尚何有窺伺爪分之事哉！既識引管子之作內政以寄軍令，何以偏阻漢人行革命而複祖邦？今日之作內政，從何下手？必先驅除客帝，復我政權，始能免其今日簽一約割山東，明日押一款賣兩廣也。彼滿清政府不特簽押約款，以割我賣我也；且為外人平靖地方，然後送之也，廣東之新安縣廣州灣已然之事也，倘無滿清之政府為之助桀為虐，吾民猶得便宜行事，可以拚一死殉吾之桑梓。彼外國知吾民之不易與，不能垂手而得吾尺寸之地，則彼雖食欲無厭，猶有戒心也。今有滿清政府為之鷹犬，則彼外國者欲取我土地，有予取予拱之便矣，故欲免爪分，非先倒滿清政府，別無挽救之法也。乃彼書生之見，畏葸存心，不識時勢，不達事體，動軋恐逢人之怒.不知我愈窺伺，我能奮發，則彼反敬畏，豈有逢人之怒之理哉？如其不信，吾請陳儀侃日日向外人叩頭，日日向外人乞情，試能止外人之不照會清朝以索地否？清國帝後今日日媚外人矣，日日宴會公使及其夫人矣，媚外人之中，又與俄為最親慝矣；然而據其發詳之地者則俄也。不逢人之怒，莫過於今日之清帝後，以儀侃之見解，則必能免於爪分矣，信乎否乎？既知中華亡國二百六十年矣，不圖恢復，猶竭力以阻人之言恢復言革命，是誠何心哉？彼固甘心以殉清朝之節，清亡與亡，清奴與奴，洵大清之忠臣義士矣，其如漢族何？而猶囂囂然執「毋寧」二字以罵人為白奴，是真強辭奪理矣。彼曰：革命之說，原本大易。又曰：中國固始終不能免於革命。其言是矣。乃何以又曰：中國今民智為萌芽時代。夫大易者，中國最古之書，孔子聲辭，稱湯武革命，順乎天也，豈由湯武至於今，經二十餘朝之革命，而猶得謂之萌芽時代耶？其所引法國三大革命曰：經盧梭、達爾文、福樓特爾諸大哲學家提倡建設，而不知達爾文乃英人，當法國第一次革命之時，彼尚未出世；當第二次革命之時，彼尚未成學；當第三次革命之時，彼尚未聞名於世。其第一部著作，名曰：《生物本源》，出版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，當時英國博物家尚多非其說之不經。迨十餘年後，始見重於英之學者；又十餘年後，始見稱於世人。今該主筆大書特書曰：達爾文有與提倡法國三次革命之功。彼所指之達爾文，或是達爾文之前身乎？想該主筆必精通三世書矣，否則何以知之耶？又雲：法國死於革命者一千二百萬人。該主筆嘗識吾人之革命，不起于京師，想亦熟聞法國之三大革命皆於巴黎矣，而巴黎之外，無死於革命者。試問巴黎當時人口幾何？作者知之乎？且巴黎雖經三次之革命，而未遇揚州十日之事，無廣州洗城之慘。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於革命，三次計之，亦不足此數，毋乃該主筆以一人轉輪數十次計之乎？若此則非吾所敢知。彼既曰：革命之結果，為民主政體也，胡又曰：有建設者謂之有意識之破壞，無建設者謂之無意識之破壞，彼等是否建設，吾不敢知云云。夫革命破壞也，民主政體者建設也，既明明於革命之先，定為民主政體矣。非意識為何？曰政曰體，非建設為何？該主筆以一手之筆，一時之言，其矛盾有如是，斯亦奇矣。彼又嘗謂中國人無自由民權之性質，仆曾力斥其謬，引中國鄉族之自治，如自行斷訟，自行保衛，自行教育，自行修理道路等事，雖不及今日西歐之美，可足證中國人稟有民權之性質也。又中國人民向來不受政府之干涉，來往自如，出入不問，婚姻生死，不報於官，戶口門牌，鮮注於冊，甚至兩鄰械鬥，為所欲為，此本於自由之性質也。彼則反唇相稽曰：此種野蠻之自由，非文明之自由也。此又何待彼言？仆既雲性質矣，夫天生自然謂之性，純樸不文謂之質；有野蠻之自由，則便有自由之性質也，何得謂無?夫性質與事體異。發現於外謂之事體，稟賦於中謂之性質。中國民權自由之事體未及西國之有條不紊，界限軼然，然何得謂之無自由民權之性質乎？惟中國今日富於此野蠻之自由，則他日容易變為文明之自由。倘無此性質，何由而變？是猶琢玉必其石具有玉質，乃能琢之成玉器，若無其質，雖琢無成也。彼又曰：中國人富於服從權勢之性質，而非富於服從法律性之性質。試問無權勢可以行法律乎?今日檀島，若政府無權勢以拘禁處罰犯法之人，其法律尚成法律乎？夫法律者，治之體也；權勢者，治之用也，體用相因，不相判也。今該主筆強別服從法律與服從權勢而為二事，是可知彼於政治之學毫無所知也。彼又曰：立憲者過渡之時代也，共和者最後之結果也。此又可見彼不知立憲為何物，而牽強附會也，夫立憲者，西語曰：CONSTItUTION，乃一定不易之常經，非革命不能改也。過渡者，西語曰：TRANSITION，乃變更之謂也。此二名辭，皆從西文譯出，中國無此成語也。該主筆雖不知以為知，而妄曰CONSTItUTION 乃TRANSITION時代，何可笑也。推彼之意，必當先經立憲君主，而後可成立憲民主，乃合進化次序也。而不知天下之事，其為破天荒者則然耳，若世間已有其事，且行之已收大效者，則我可以取法而為後來居上也。試觀中國向未有火車，近日始興建，皆取最新之式者。若照彼之意，則中國今為火車萌芽之時代，當用英美數十年之舊物，然後漸漸更換新物，至最終之結果，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車，方合進化之次序也。今彼以君主立憲為過渡之時代，以民主立憲為最終之結果，是要行二次之破壞，而始得至於民主之域也。與其行二次，何如行一次之為便耶？夫破壞者，非得已之事也，一次已嫌其多矣，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。夫今日專制之時代也，必先破壞此專制，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憲也。既有力以破壞之，則君主民主隨我所擇。如過渡焉，與其滯乎中流，何不一棹而登岸，為一勞永逸之計也。使該主筆若不知民主為最終之結果，其倡君主立憲猶可說也。乃彼既知為美政，而又認為最終之結果，胡為如此矯強支離多端相辯難也？得毋以此事雖善，誠為救中國之良劑，但其始不倡吾師，其終亦不成於吾手，天下上等之事，必不讓他人為之，故必竭力阻止，以致不成而後已，是重私心而忘公義也。彼又曰：會外人何以圖羊城謀惠州，而利用洪門之勢力？不知革命與洪門，志同道合，聲應氣求，合力舉義，責有應盡，非同利用，如彼等欲暗改洪門之宗旨，而令洪門之人，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。又仆前書指以滿洲之野番，尚能享皇帝之權；而彼則曰：豈不見各國憲法云云。仆所指乃當今清國專制之皇權，而彼引各國憲法以答，真強為比例，擬於不倫矣。彼又曰：所謂保皇者自我保之，主權在我，非彼何我也，不得謂為滿奴云云，此真夢夢也。今光緒皇帝儼然在北京，日日召見臣工，日日宴會公使，有時游頤和園，有時看西洋戲，何嘗受彼之保，其言之離事實，何相遠之甚也。彼又曰：今則驅除異族，謂之光復舊物，不得謂之革命，此拾人之唾餘，知其一不知其二也。其書中最得力者，為托某氏之言曰：弟前十年故為彼會中人，今已改入保皇會矣云云。其是否屬實，姑毋容辯；但據其所述誓詞，則知彼非門外漢，亦升堂而索入於室也。不然，豈有下喬木而入幽谷者哉?不觀其他之入保皇會者乎?多以保皇為借名而誤入者也。該主筆又從而引申其說曰：蒙古與滿洲且不辨云云。蒙者蒙古也，滿者滿洲也，豈於蒙滿之外，更有此言也？可知其平日荒唐謬妄，強不知以為知，夜郎自大，目中無人，真不值識者一哂。仆非文士，本不欲與八股書生爭一日之長，興筆墨之戰；但以彼無根之學，以訛傳訛，惑世誣民，遺害非淺，故不得已而駁斥之。倘彼具有天良，當知慚愧，早日悔悟，毋再現其醜也。又其人存心刻忍，觀其所論蘇報之案，落井下石，大有幸災樂禍之心，毫無拯弱扶危之念，與保皇會友日前打電求救之意，亦大相反背，其手段之酷，心地之毒，門戶之見，胸度之狹，於此可見一般。今特揭而出之，以質諸世之公論者。”
孫文大紅龍宣讀完了這兩篇文後，牠舉起了“中華革命黨”的旗，並帶著一群蛇大呼口號，“驅逐韃虜，恢復中華，創立民國，平均地權，如有反悔，任眾處罰。”；牠們呼完口號後，東亞大陸的天空變得越來越黑暗了。
螢火蟲提出了意見，“如果沒有主耶穌基督愛的福音(Mt 4:10; Mt 22:36-40; John 13:34; John 15:12; Luke 23:34; Mt 5:44-48; Luke 6:27-36)與Jehovah's Kingdom(Psalms 146:3; Mt 6:10; Daniel 2:44; Acts 5:29; Mark 12:17) 的信仰，你如何能有‘Jehovah's Commandments(Exodus 20:2-17; Exodus 34:11-27; Deuteronomy 5:6-21)、Holy Spirit、Absolute moral、Absolute truth、Absolute beauty、Absolute good、Individualism、Liberalism、Spirit of Liberty、Freeman、Self-respect、Self-dignity、Self-control、Self-government、Self-responsibility、Self-joy、Self-directed morals’等理念？
“如果沒有上述的理念，你如何能真誠地接受美國《五月花號公約》、《維吉尼亞權利法案》、《獨立宣言》等三大理念？如果不真誠地接受這三大理念，東亞大陸所有的改良派與革命派思想最後如何不變成空？最後如何不永恆回歸專制王朝的循環命運？最後如何不變成陀螺？”
2010-1-25（Hugo Liberalitas：http://hugolovelordjesuschrist.blogspot.com/）
